俄羅斯總統普丁選擇入侵烏克蘭一舉，標誌著西方嚇阻政策的失敗和強權征服的叢林法則的回歸。作為回應，歐洲和美國是否能從後冷戰永恆和平與安全的幻想中醒來，以應對失序的新世界，值得觀察。

誠如美國外交政策專家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指出，西方在對抗普丁的策略上有兩大問題。首先是「意志」問題。西方不希望與俄羅斯發生對抗，在任何與俄羅斯之間的危機中，西方的目標仍是平息了事。這種思維不僅增加了綏靖政策(appeasement)在危機發生時的吸引力，更是阻止西方世界先一步思考如何應對俄羅斯可能帶來的威脅。簡言之，當俄羅斯不製造騷亂，西方就不會花心思去想如何應付它。其二是「想像力」問題。西方領導人仍然沒有透徹了解普丁。2005年普丁曾說「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就是蘇聯倒臺」、且去年在他寫的五千字長文中他提到不管是從歷史、文化還是社會等角度看來，烏克蘭都是「母親俄羅斯」(Mother Russia)不可分割的核心部分；從普丁這些論述，以及2008年他入侵喬治亞和2014年併吞克里米亞半島與佔領頓巴斯(Donbas)這些舉動，西方應該就要清楚知道他是真心想要重組蘇聯、摧毀美國為首的世界秩序，和重振俄羅斯的偉大。然而，西方並未真正理解普丁眼中的世界與西方自由世界之間的鴻溝。在西方覺醒前，普丁將繼續破壞自由世界的秩序。

然而，現在自由世界該如何回應？當務之急是讓普丁為發動這場戰爭付出沉重的代價。這意味著以金錢與武器援助的方式幫助烏克蘭抵抗俄羅斯的入侵，並在俄羅斯試圖佔領時協助武裝叛亂團體。在2014年克里米亞併吞和頓巴斯入侵事件以後，時任歐巴馬總統拒絕向烏克蘭提供致命武器，如FGM-148反坦克標槍飛彈。雖川普總統任內批准了給予烏克蘭這項武器，但可惜的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未能在這次入侵前為烏克蘭軍隊做更多準備，如：強化烏克蘭的防空體系。

另外，2003年，伊拉克國內長年飽受海珊摧殘的人民相當歡迎美軍的到來，但即便如此，美軍在佔領該國時仍飽受恐怖主義與叛亂行動之苦。相較之下，多數烏克蘭人民痛恨普丁的入侵行動（入侵前一份民調顯示有三分之一烏克蘭人準備好與俄軍一戰），且烏克蘭有20萬正規軍，50萬人的儲備部隊。因此，即便俄羅斯軍的絕對優勢，與普丁的殘暴手段，可能會使叛亂行動難以維持，但西方仍應幫助任何願意作戰的烏克蘭人；俄羅斯軍的傷亡將有助削弱普丁在國內的支持。

另一方面，拜登總統已承諾實施有史以來最嚴厲的制裁。雖然美國已經宣布不少嚴厲的制裁項目。但考量到歐洲的天然氣進口有超過40%是來自俄羅斯，西方世界對俄羅斯在Swift金融結算系統上的制裁仍未包括兩大關鍵銀行：Sberbank與Gazprombank，這意味著俄羅斯仍能透過能源賺錢。另外，美國共和黨籍賓州參議員Pat Toomey倡議對俄羅斯銀行際出「次要制裁」(secondary sanctions)：讓全世界的任何一家銀行選擇要和俄羅斯銀行做生意，還是在美國或透過美元做生意－這會對俄羅斯石油天然氣出口產業造成極大且即刻的打擊（目前只有伊朗受此制裁：該國2017年一整年石油出口額是530億美元，受此制裁後的2019~2020年總計只靠石油賺了80~90億美元）。此外還有出口管制，尤其是高科技零件的出口管制以破壞俄羅斯科技與軍事產業的發展。德國總理舒茲宣布將中止連接德國的天然氣管線Nord Stream 2的啟用，如今應該徹底將此管線封存，以免歐洲國家增加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美國、英國與歐盟宣布將針對普丁及俄羅斯外交部長Sergey Lavrov進行個人制裁，但這應延伸到所有與克里姆林宮有關的黑手黨集團：這意味著向世界和俄羅斯人民公開克里姆林宮官員和寡頭的財富，並且凍結那些不義之財。鑑於俄羅斯在倫敦的龐大資產（倫敦有Londongrad之稱），英國負有特殊義務來扣押與凍結這些資產。

華爾街日報編輯委員會(The WSJ Editorial Board)撰文指出，普丁的賭注是：一次「震驚和敬畏」(shock and awe)的襲擊可促成快速的軍事勝利，斬首烏克蘭的領導層，並壓制任何抵抗勢力。而後他將根據自己的條件推動停戰談判，並試圖利用西方的分歧來緩和制裁的影響，他寄望西方世界盼引誘普丁加入它們對抗中國的錯誤希望會再起。另外，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更大意義在於，世界已然回到二戰前的狀態：強者利用弱者，獨裁者邁步前行。

在此情況下，西方世界應調整其後冷戰的政策。歐洲將得重新武裝，並重新思考能源政策以降低對俄羅斯之依賴；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學者Mackenzie Eaglen提到美國應將國防預算提升至4%GDP(目前是2.98%)以應對新威脅。西方世界需終結對於化石燃料的政治戰爭。

如今的烏克蘭戰爭是普丁帝國主義思維驅動下的悲劇。數十年來一直過著和平舒適生活的西方世界是否能從中汲取教訓並著手調整政策，會決定普丁及其獨裁者夥伴的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