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冠璽觀點】從華人社會的聖經神學議題初探政治哲學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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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神學議題涉及的範圍極廣,皓首窮經,未見得能掌握其中的一個子分類內容。華人如欲建構(華人社會/漢語)本土聖經神學議題,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何謂本土聖經神學的議題,以及如何在本土聖經神學議題中尋找自己感興趣,並能開展研究方向的議題。筆者於此嘗試以漢語神學界的「政治神學」與「人觀」為基礎,對華人社會政治哲學議題進行初探。

華人社會自晚清時期開始,在一種非典型的民族心理反應之下,人們形成了「中體西用」的觀念:一方面接受西方的制度,另一方面又努力保留華人社會精神,甚至希望將外來的學問「漢化」,以強化華人社會傳統的優勢。人們忽視衝突的存在,認為即使存在衝突也都可以解決,此乃基於華人社會之典型「和諧」思想所致,此亦為所有外來元素都必須強調具有「中國特色」的原因。

從聖經神學的視角來看,一個沒有「上帝」的華人社會,其漢語中的「公」含有多少公正、公平或公開等含義,實屬謎團。由於「上帝」的缺位,漢語思想文化中的「公」並不具有神聖性;或者反過來說,所有世俗的,只要經過種種解釋,都可能被視為神聖的。這就與聖經神學產生巨大差異,由於「上帝」屬於所有人,又不屬於任何人;「上帝」是我的,也是他人的。只有「上帝」才真正代表「公共」;上帝不屬於任何個人、派別、黨派、族群或國家。巴特神學在漢語神學中的意義,正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

當我們回顧巴特在漢語學界的接受歷程時,我們可以明確看到他被視為一位「公共神學家」而非「教會教義學家」,這可以透過兩位來自不同時代的思想家來看出。華人社會最早公開介紹巴特的神學家是趙紫宸(T. C. Chao1888-1979),他於1939年發表了一篇名為《巴德的宗教思想》的文章,詳盡的闡述了巴特的神學觀念。20世紀初的華人社會神學家,他們的神學思緒完全受到時代問題的影響,同樣的,趙紫宸對於巴特思想的描繪也並非基於學術興趣。當漢語神學界首次全面推薦巴特時,正處於面臨「帝國侵略」的關鍵時刻,而此時的趙紫宸則身陷於日本軍國主義侵擾並被困在北京的困境中。

1988年,劉小楓在其專欄「二十世紀西方基督教神學一瞥」中,用了一年的時間來介紹九位西方的重要神學家,如拉納、布特曼、潘霍華等人,其中也包括巴特。《上帝就是上帝》一文的開頭與結尾,以質疑世俗政權的方式進行。換言之,劉小楓將巴特置於東西方思想中的政治神學問題來討論,透過巴特的神學宣言,對任何以世俗語言做為神聖語言的事物進行根本的批評。劉小楓將巴特放在政治神學的問題中,並將他推薦給華人社會讀者。以下兩段話可以表達出巴特進入當代華人社會思想界的「問題意識」,他並非作為教會的神學家被接受,而是作為一位公共的思想家被接受。

劉小楓闡述了問題意識:將世俗權威神聖化、將歷史上的政客偶像化、將世俗政權神秘化,不只西方有,東方也有,不僅過去有,現在還有。儘管人類為此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價,但我們希望人們永遠不會忘記集中營的血跡。誰也不能保證未來不會重蹈覆轍。劉小楓的基本出發點是政治神學,將巴特置於西方,是面對納粹及與納粹相關的政治崇拜,將巴特置於東方或華人社會,則是面對東方的專制、獨裁或英雄崇拜。

關於漢語思想的脈絡,劉小楓指出了這種「替天行道」的政治神學,就是巴特所要批判的對象。在華人社會幾千年的歷史中,從未真正意義上有過上帝,無論稱其為天、道或理,對於華人社會而言,「誰是上帝」是一個缺失的問題,因此「替天行道」都是將個人偶像化或神化。在一個沒有上帝或不知道上帝是誰的華人社會,政治神學的後果當然是將人放在上帝的位置,並以人取代上帝,實際上就是一種神化了的人對人的統治和壓迫。所以劉小楓說:我們一直傾向於接受「替天行道」的傳統,但「天」不是上帝,「理」也非上帝,因為,我們看不見他的救贖和慈愛。如今,我們不再相信「替天行道」的謊言,於是有的人開始謾罵上帝。但是,他們有真正理解過嗎?他們真的知道上帝是誰嗎?趙紫宸與劉小楓撰文時所面臨的特殊政治時空處境,一望可知,於此不擬申論。

另外兩位值得介紹的兩位學者是劉述先與林鴻信。劉述先並非神學家,而是新儒家健將;他對基督教的回應,可以作為當代學人的某種努力或是說抵抗,至於是否成功,讀者可以自行判斷。根據神學家林鴻信所述,劉述先在「基督宗教的人觀與我觀對華人的意義」一文中指出,他並不贊同華人對基督宗教人性論的普遍理解是全然消極的。他認為基督宗教的人性論既看到了人性的善良面,也看到了人性的惡劣面。他解釋道,從人的賦予來看,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創造的,無論如何解釋上帝的形象,人性的善良面總是被強調的。此外,劉述先也認為將基督宗教和儒家視為完全對立的兩極被過度誇大。關鍵的問題不是基督宗教主張性惡而儒家主張性善,而是基督宗教的核心問題是神、世界、人,而儒家的核心問題是天、地、人。前者傾向於「外在超越」,後者主張「內在超越」。他總結道,基督宗教傳統崇信外在超越的上帝,而儒家傳統崇信內在超越的天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林鴻信以闡明基督宗教的人觀對華人文化與社會的重要意義,展開了以下說明,並與劉述先對話。林鴻信以為,士來馬赫透過意識的角度來解釋人性,打破了將上帝視為外在存在的思考框架。換言之,當我們論及人性時,可以直接依據人的各種意識表現,而不需要透過超越的絕對存在,亦即上帝來解釋。相反,我們可以透過人的絕對依賴意識來解釋。士來馬赫的這種觀點雖然受到基督宗教思想家的內部批評,但他也開創了一種可能的對話模式,即僅從人的意識角度來探討人性的善與惡表現。例如,劉述先提到:「儒家傳統主張天人合一,天道流行,人得其秀而最靈。從孟子開始,認為人的本性、本心皆為善,只有偏離這種本性和本心,才會走向邪惡。」依此推論,士來馬赫也可能會說:「基督宗教傳統主張人對上帝的絕對依賴,天人合一,天道流行,人得其秀而最靈。自創世記開始,人的本心、本性被視為善,只有偏離這種本性和本心,即人的罪意識指向與人性陰暗面對立,也就是遠離上帝的狀態,才會變得邪惡。」因此,基督宗教的核心問題「神、世界、人」和儒家的核心問題「天、地、人」具有相似之處。

林鴻信在形式邏輯上與劉述先形成對應;但是窺探實質,筆者首先不能同意劉述先的看法,也認為林鴻信並未針對劉述先的表述正面回應。蓋劉述先之預設,也是儒家的一種根本預設,亦即「本性與本心為善」,此一論述並無實證基礎,純屬想像,居然也能綿延數千年。由此可見,從虛中論證實有,從空話與套話中

想要找到問題的解決方案,這樣的思維方式是如何困厄了華人社會幾千年。

劉述先並且指出,儒家傳統不僅有憂患意識,還存在著幽暗意識,然而宋明儒學主流保留了儒家原始的道理形式,重視生命向德的可能,所以對生命的陰暗和人世的缺陷只做間接的描繪和側面的影射。雖然儒家傳統不乏批判意識,但「聖王」和「德治」的基本思想,讓我們理解為何華人社會傳統難以產生民主憲政。為了實現仁政,華人社會必須向西方學習,放棄君主專制,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歷史也證明了傳統華人社會政治的規模直到西方影響東方後才有了根本變化。從過去的歷史來看,朝代更迭,往復循環,難以實現真正的改革,這或許是由於缺乏深刻的幽暗意識。

劉述先觀察到:「總的來說,華人社會傳統無論主張性善、性惡、善惡混合、無善惡,都對過度的惡採取了近乎自然主義的觀點。」如果我們將惡視為自然法則,那麼人偶爾偏離正道而成為惡,就像自然秩序偶爾出現災變一樣,這明顯低估了混亂世界的破壞性,並過度高估了人回歸正道的可能性。

劉述先對於西方基督宗教的幽暗意識在民主政治中並未完全發揮其影響力,有所微詞:主流思想是君權神授,而非民主憲政。這顯示幽暗意識不是實現民主的充分條件,至多只是一個重要的必要條件。即便在西方,美國實行民主已經兩百多年,也產生了許多負面效果。自從實行民主以來,民主政治的表面形式並未必然保護其實質內涵,反而是一路艱難曲折。這使我們看到,除了對人性幽暗意識的覺醒,還需要對人性道德規律的鼓舞。

筆者以為劉述先所述,仍然固守儒家的「人本」思維,而基督教的「人」是建立在以上帝為核心的基本思想上,從「本」這個字來看,只有上帝在「本」這個位置;人一旦想要成為「本」,就有取代上帝的意思,雖然不見得出於明顯意圖。在人性本惡的原罪前提下,種種失敗,那是必然的;人能夠追求的,只是靠近,而不是處在「本」這個位置上,這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本要義之一。

值得深思的是以下這一段話:現代科學主張價值中立性,此理念已經在從自然科學至社會科學,甚至人文科學的範疇中流行開來。隨著科學化的聲音變得越來越高,所有的人格偏差、成長障礙甚至情緒不穩定,都被歸咎於心理因素,然後再將這些心理因素歸咎於生理因素。不論是心理因素或生理因素,都被認為是價值中立的,特別是當提及生理因素時,似乎更沒有善惡之分,結果導致善惡被視為中立的趨勢。在推廣價值中立的過程中,我們常常會批評價值二元的觀點,而主張價值多元化,當失去價值判斷的標準時,就會走上價值相對論的道路。這種趨勢對現代華人文化和社會的影響已經相當明顯。

士來馬赫利用意識來詮釋人性,好像進入了心理分析的領域。由於各種不同的意識在內在世界中可能相互對立或互補,善與惡都一樣真實存在。善可以定義惡,而惡也可以定義善,這使得士來馬赫的思想傾向於善惡中立化。又如,基於「絕對依賴感情」的絕對性,缺乏絕對依賴感情也必然具有絕對性。正面的絕對性與負面的絕對性在人的內在世界中並存,這導致了善與惡的平等存在。當「意識」本身被視為研究的焦點時,就假定所有的意識都有其平等的地位,因此可以發展到價值多元化,讓人感受到價值中立的趨勢。

此外,士來馬赫對原罪的討論方式與傳統不同,他認為人具有犯罪的傾向,並且主張人的罪源於外在環境的影響。原罪的概念被應用於源自集體的罪惡,甚至主張集體罪惡對個體的影響更大。這與當代學者將心理問題化簡為社會問題的觀點相符,並且社會因素通常被認為是無善惡之分,只需要改進,結果就會將當事人與善惡的聯繫完全排除。例如,一個經常打妻子的丈夫,他的暴力行為源於心理問題,而這些心理問題又源於社會問題。解決社會問題需要社會福利和社工的方法,在此過程中,善惡的問題可以完全消失。然而,當社會問題解決後,是否暴力行為就必然隨之解決呢?這個問題的確定答案實在令人懷疑。

筆者以為,透過對本土問題和聖經神學的深入認識,華人社會可以更深刻認識,甚至有效回應社會、文化和政治的挑戰,並在面臨全球化和東西文明衝突的時代找到獨特的神學觀點和方向。根據前述套論和分析,我們或許可以從中推論出幾個與華人社會政治哲學相關的問題:

  1. 世俗權威的神聖化和政客的偶像化:華人社會政治哲學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將世俗政權神秘化、世俗權威神聖化和歷史上的政客偶像化。這個現象不僅在西方存在,也在東方,特別是華人社會,並持續影響著當代政治。
  2. 缺乏真正的上帝觀念:在華人社會幾千年的歷史中,上帝作為一個真正的超越存在的概念一直缺失。因此,「替天行道」的政治神學造成了個人被偶像化或神化的後果。這種神化了的人對人的統治和壓迫突出了華人社會政治哲學中的一個主要問題。
  3. 民主憲政的困境:華人社會傳統難以產生民主憲政的原因,其中涉及儒家對生命向德的可能性的重視,以及缺乏深刻的幽暗意識。這種思想觀點強調了天人合一和德治,卻未能完全理解人類罪惡和混亂世界的破壞性,因而阻礙了民主政治的發展。
  4. 東西方哲學對話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我們可以看到華人社會政治哲學與西方基督教神學之間的某些相似之處,例如,對人性的理解和超越的探索。然而,這種對話也揭示了基督宗教和儒家之間的根本區別,這些區別限制了兩者之間更深入的融合和互動。
  5. 人性觀的探討與社會發展:過度樂觀的人性光明面可能使人們忽視人性陰暗面的存在,影響社會制度的建設。這一點西方社會的左派,或是說自由派,已經有很好的展現。
  6. 文化融合與身份認同:華人社會思想與基督教神學的融合是一個重大議題,這反映了華人在全球化下如何保持文化特色,以及如何與西方文明產生對話和交流。這牽涉到民族身份、文化自信和國際交往的問題。
  7. 價值中立與道德相對主義的衝突:現代科學的價值中立觀念在許多方面被推崇,但這可能導致善惡、是非的模糊化。

上述內容揭示了華人社會政治哲學的複雜性和多樣性,涵蓋了政治權威、人的本性、民主發展、東西方對話等多個方面。在政治哲學層面上,這可能帶來法治和人治之間的矛盾,以及道德標準的失落。這些問題不僅反映了華人社會特有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也與全球政治哲學的更廣泛主題相連接;當前華人社會,可謂無一主體能夠實踐高品質的民主法治,此誠然與華人社會的政治哲學有巨大關係;而政治哲學的根本問題又指向神學問題;換言之,基督教神學,乃至於聖經神學,實在是華人社會必須立即重視,並投入大量研究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