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家興觀點】誰能比韓國更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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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暢銷書作家曼森(Mark Manson)日前的YouTube影片「我到了世界上最絕望的國家」(I Traveled to the Most Depressed Country in the World)在網上爆火,短短幾天點閱量超過80萬,並且得到韓國主流媒體的引述、轉發和討論。因為他在影片中直言,韓國只學到了儒家思想與資本主義的糟粕。

影片開始,曼森先是讚揚了韓國在二戰後快速發展的經濟與文化成就,備受全球的矚目。然後,他直擊韓國居高不下的自殺率與憂鬱症確診率,訪問了韓國當地心理學家、作家、民眾,以及在當地久居的美國人,然後在影片中分析主因是韓國的文化「似乎既保留了儒家思想中最糟粕的羞恥感和外在評價,同時又放棄了最好的部分,即與家庭和社會的親密關係。」同時,「在引入了資本主義最糟粕的物質主義和金錢至上觀念的同時,又忽視了自我表現能力和個人主義。」他認為,這種相互衝突價值觀的結合,將會導致巨大的壓力和絕望感。

雖然影片得到不少韓國觀眾的共鳴,可惜的是,曼森欠缺對政商制度面的觀察,例如一些韓國電影裡揭露上流權貴的權錢交易、腐敗受賄與奢侈無度。經濟上被大企業與財閥壟斷,普通民眾與中小企業的生活不易;即使是在大財閥集團就業的佼佼者,終身上班的保障也逐漸失去。活得已經捉襟見肘的辛苦人生,一旦中年被開除,如果欠缺失業保障、醫療照顧、退休福利等足夠的社會保障,就幾乎等於被逼上絕路。

所以高自殺率與儒家思想的羞恥心、在乎外界評判等觀念有關嗎?美國每年有2萬多人死於槍枝自殺,其他自殺人數加起來更是不少。如果曼森的說法言之成理,在美國個人主義至上的社會,不必在乎他人評價,沒有韓國那種「不是一百就是零分」的完美主義觀念桎梏,照說自殺人數應該少之又少呀?但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迪頓(Angus Deaton)的研究,卻又似乎揭露了不同的故事。

就先不提嚴肅複雜的學術研究,以最簡單的人均壽命比較來看,韓國人均壽命從1960年代的53歲,一路增加到2020年的83.4歲。反觀美國同期卻從較高水平的70歲,只增加到了77.2歲。韓國的平均壽命在這段期間增加了30年,目前每一個韓國人平均比美國人多活6年。並且別忘了,美國有號稱全球最先進的醫療和生物科技,為何卻不能讓普通人活得更長壽一些?

迪頓在《絕望死與資本主義的未來》(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書中觀察到占美國中年非拉丁裔白人的死亡率從1999年至2013年間,比同為富裕國家的法國、德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瑞典和美國本身拉丁裔白人都高。事實上,其他7個對照組的死亡率在過去20年間呈現下降趨勢,無疑是反映經濟成長及醫療進步的合理結果。唯獨美國非拉丁裔白人死亡率,呈現令人意外上揚的反常趨勢。

進一步拆解死亡原因,美國中年非拉丁裔白人的死亡率增加,罪魁禍首並非由於心臟病、糖尿病等疾病因為醫療進步和藥物改善已經使得罹病死亡率下跌。迪頓教授發現,死亡率增加的主因是自殺、濫藥(毒品)和酗酒導致肝硬化和肝病的增加。同時,伴隨死亡率增加的副產品,是美國中年白人的心理健康、工作能力、執行日常活動的能力以及健康(特別是肝)功能的下降。

迪頓教授的學術研究未被重視,就連美國暢銷作家也不覺得茲事體大,反而跑到韓國分析他國文化現象所產生的問題。但其實,此事甚為嚴重!許多證據顯示美國這種經濟困境導致自殺、濫藥和酗酒現象,正是非典型政治人物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崛起的理由。死亡率與川普得票率的關係高度相關,特別是中年非拉丁裔白人死亡率愈高的州、郡,川普的得票率也愈高。不甘於絕望而死的美國人,面臨種種心理與財務的挫折,而數十年來治理制度失調,所謂「民主選舉」產生的候選人根本不在意他們的生命處境,促使他們選擇了一個不同與以往政治人物的川普,為他們喉舌代言。

也正是個人主義思維濃厚的美國,欠缺家庭、社區和集體氛圍願意解決問題的意願,簡單地把自殺視為個人悲劇的選擇,因此中年死亡率不正常的攀高。反觀韓國,固然在政商財閥壟斷的商業社會裡,工作壓力、經濟負擔大的驚人,但社會願意談論,學者願意關注,家庭親密關係願意關懷,都可能挽救一些生命,讓中年死亡率不至於出現異常攀升。韓國整體人均壽命也仍然緩步上揚。從60年前落後美國十餘年,到如今反超六年!

迪頓教授近十年前的研究所發出的警示,至今現狀是否出現改善?很遺憾,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即將在年底舉行,兩位領先的候選人分別高齡81歲和77歲,但美國的人均壽命比幾年前的高峰又下滑了3年左右。美國智庫都市研究(Urban Institute)的資深研究員艾隆(Laudan Y. Aron)最近在《新科學家》(New Scientist)網站的文章「為何美國這麼有錢卻不健康」(Why is the US still in such poor health, despite its wealth?)無奈地透露這點。其實也或許不需太多數據,我們只需在舊金山、費城、芝加哥等地看到愈來愈多的街頭遊民、濫藥者,答案已經昭然若揭。

所以曼森分析韓國憂鬱與自殺的議題,以文化為焦點,避免了政商勾結、社福不足的棘手討論。他也迴避了自己國家裡更驚人的憂鬱與自殺課題,但無疑,正視這些數以百萬計的憂鬱美國人的問題,並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才是讓美國永續強大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