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全威觀點】疫情恐慌中,也別讓「惡言惡語」傷害了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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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陷阱」一詞,讓《博羅奔尼撒戰爭史》更受到重視。在這本史書中,記錄了古希臘時期雅典與斯巴達之間二十多年的戰爭。在這期間,其中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就是雅典城內突然爆發嚴重瘟疫,造成死傷慘重,影響當時兩強對峙的實力消長。

史家修昔底德自己在這場瘟疫中,也曾染病,不過,非常幸運地康復了。他仔細地描述人們患病的情況,希望作為日後醫學研究者的參考。除了身體病徵外,他也記錄到人們在疫情中行為、性格的變化。在疾病的死亡威脅下,人性貪生怕死的那一面,更被突顯出來。好人在現世中沒有好報(譬如躲過瘟疫),反而更容易因為憐憫心,接觸病人,而導致死亡。而當時從事醫療工作的人員,也沒有因為專業而更能逃過ㄧ劫,反而最常成為傳染者或罹患者。

不僅是瘟疫,當時還有戰亂的傷害,在天災、人禍的夾擊下,價值翻轉,德性衰敗,修昔底德注意到,特別呈現在人們所使用的詞語中。原本該是被認為怯弱自私的行為,卻被褒揚為「勇敢捍衛」;原本一般認為「陰謀狡猾」的作為,卻被形容成「足智多謀」。

著名作家馬克吐溫曾說過,「歷史不會重複,只是會押韻」。也正如修昔底德自己也屢屢提到,只要人性不變,相類似的情境總是會一再出現。紐約時報執行長湯普森(Mark John Thompson)在他的《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一書中,承繼了修昔底德關注亂局中語言遭到濫用的危機。他認為時下「政治的危機,就是政治語言的危機」。許多價值偏差、政治權力腐敗,都是透過公眾語言/修辭(public language/ rhetoric)展現出來。人心中的邪惡、無形權力的濫用,往往都是透過語言,亦即特定詞彙,呈現在公眾面前。我們想要抑制邪惡、濫權,就應該審慎關注人們所使用的語言。在民主社會中,特別是具有公眾影響力的政治人物與名嘴。

舉一個已經被許多人提到,但是,有權力者依然故我的語彙。此次肺炎疫情的爆發,最早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武漢地區,因此,當時輿論就常以「武漢肺炎」稱之。不過,隨著醫療專業對於病毒的理解,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將此次疫情稱為COVID-19,中文世界稱為「新冠狀病毒」或「新冠肺炎」。該組織總幹事特別強調,確定命名的用意是「避免外界使用其他可能表述不準確或者帶有污名化的名字」。

沒有人願意生病,同樣的,也幾乎沒有人願意傳染別人可能致命的疾病。但是,誰都可能是那個生病、傳染者。這種不是自己做錯事,沒有道德上的責任過錯,為何需要背負指責?受到他人污名化的指點。「武漢肺炎」或「中國病夫」這類的詞彙,只是在不幸疫情上,增添對於特定地區、人民的仇恨。有的詞彙,起初方便使用,也就罷了。但是已經提醒可能的傷害時,還是有許多官方文件、公共宣傳、政治人物、名嘴掛在口邊,甚至就是故意使用。

又譬如,有名嘴在當前人們對於疫情的恐懼下,指稱支持「韓粉」者是罹患「H病毒」,並且表示期待「H病毒應該跟當年的SARS一樣,總有完全銷聲匿跡的一天吧」。明顯的,不同的政治支持者,會有不同的意識型態,支持不同的政策。但是,在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中,只要不是透過暴力、非法手段,都應該尊重彼此的存在。這種視他人為「病患」,期待「消聲匿跡」的說法,已經是極端的仇恨言論,違背了民主社會中基本公民的素養。這是必須被嚴正以待,不能只是看做名嘴常見的失言而漠視。

或許有人會說,只不過是個詞彙而已,有這麼嚴重嗎?事實上,我們對於許多事物的認知,都是透過使用的「語言」來理解,然後彼此交流,就成為影響人們生活的真實力量。舉例來說,「聖誕老公公」、「年獸」這類故事的流傳,固然可能根本不存在,但卻可以透過語言的傳遞,真實地深刻影響人們的生活。

再舉一個科學研究為例。針對隨機安排的兩群受試者,研究者提供同一份政治演說稿,其中唯一的差別,一篇文稿中將城市裡的犯罪比喻為「猛獸」;另一份則形容為「病毒」,僅此差異而已。但是這種「譬喻」的差異,研究結果發現,會影響人們對於治安政策的不同選擇。閱讀到譬喻為「猛獸」者,多選擇「打擊犯罪」(猛獸可以打擊);譬喻為「病毒」時,則採「解決失業、貧窮與教育問題」政策者提高(清理環境,避免成為滋生病菌溫床)。特定詞彙提供給人們理解事物的框架,同時也就容易形成不同的處事模式。

古人有云,「勿因惡小而為之」,更何況,這些惡言惡語看似輕如鴻毛,飄在耳邊」。但一旦形成固定的觀念、看法時,甚至可能成為排山倒海的毀滅力量。這也可以說是「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另一種詮釋。

回到本文開頭,修昔底德看到當時語言的衰敗,他自栩自己的史著是為了「垂諸永遠」。他在史書中,試圖努力地告訴人們事實、人性、正義、德性應該為何。在諸多變化中,還是有些不變的原理、原則,值得堅持、值得人類社群傳承下去。

在疫情恐慌的氛圍中,別讓惡言惡語腐化了人心,我們還是要試圖堅持一些能夠彰顯正面價值的人性光輝,這也才是人之為人的差異,這才是臺灣價值的真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