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登及觀點】美中新冷戰的深水區:「例外論」之爭

圖片來源:realdonaldtrump instagram


修昔底德陷阱不以人的意志轉移?

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認為目前的美中關係與一次大戰前夕相近。如果當時歐洲各國知道戰爭的代價—超過兩千萬人的傷亡,他們應該不會決定開戰。不過眾多觀察家都不約而同相信,「修昔底德陷阱」式的結構性衝突(現狀霸主與崛起強權之爭)很難避免,也就是「形勢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

這樣的分析有一些益處,例如可以避免掉入國際關係研究所謂「單元/個人層次」(unit level)的瑣碎分析中;也就是說,國家政體與政治文化千差萬別,領導人如走馬燈,但「趨勢」是超越這些細節的宏觀結構,人與國家只是結構性趨勢的代言人—時勢造英雄罷了。川普或許有著無原則、不可預期甚至「反社會」(sociopath)的特質,但就算他敗選換上拜登-賀錦麗(Kamala Harris),美中對抗大趨勢也很難逆轉

同理,有不少研究反對把當前中共政權比擬為納粹德國,但卻認為習近平的國家戰略將重蹈德皇威廉(Kaiser Wilhelm)的覆轍。而修昔底德式論證會舉出,早在胡錦濤第二任中期,北京在南海的強勢與在奧運/世博後滋長的自信,已經引起歐巴馬-希拉蕊團隊的警惕。隨國力增長,鄧江時期的「積極防禦」必然會向「前沿防禦」轉移,這便會要求突穿島鏈,與冷戰後傳統上視太平洋為內水的華府發生衝突。其結果,北京勢必轉向歐亞大陸發展影響力,把已經初具規模的亞非歐政治經濟存在串連起來,招牌叫做「一帶一路」或其他並不重要。

「例外論」作為催化或節制衝突的雙面刃

若照此推論,艾利森(Graham Alisson)的「注定一戰」似乎不只是一語成讖,而且等於肯定川普面對疫情災難時的冷淡—「事已至此」、「不過如此」。(It is what it is.)但是儘管未來美中對抗可能長達十餘年(有論者認為是數十年),儘管臺灣議題像是學者比喻的同時抵著美中額頭的上膛砲(A loaded gun pointed at the heads of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但制約美中臺三方想要扣扳機者,仍是有機會的。權力移轉導致結構性對抗是「通例」,看待與應對通例的個別觀點與偏好仍充滿了特色與例外,可能加速對抗走向戰爭,也可能導向其他形式的長期競爭。

所有國家因著歷史經驗與地理空間的特徵,應付相似的國際權力結構時,多少都有戰略上的特色。強權大國由於權力資源較多,策略選項與自由度較大,更有機會提高安全條件並實踐其抱負,於是產生一種「例外論」(exceptionalism,亦稱例外主義)的現象:有能力獨善其身、延伸影響、制訂規則且理應如此。

美國例外於歐洲:山巔閃耀之城

「例外論」的討論最早源自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有時譯為「美國卓異論」),根據著名澳洲歷史學者蒂勒爾(Ian Tyrrell)的說法,源出探討美國民主的大師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但托氏原意是美國的民主可示範歐洲,而不是說美國文明高超,將可為所欲為。後來首先是部分美國共產黨人坦承美國富裕的經濟已永久避免了馬克思預言的階級鬥爭,而後著名政治學者李普塞(Martin Lipset)解說了個人主義、平等主義、民粹主義、反國家主義(anti-statism)等互有緊張的觀念,共同構成了美國獨有的種族、宗教、福利、外交政策並經常出現泛道德化、十字軍式的「例外」現象。

最終,美國例外論簡化成:「美國與眾不同,所以可不受規範其他國家的定理與規則所限制」。例外論大眾化主要歸功於雷根總統推廣殖民時代麻州州長招攬信眾時,引用馬太福音「山巔之城」(city upon a hill)的號召,他還在「山巔」之前加上「閃耀」(shinning city upon a hill)。此城之核心主張是美國不僅強大,且是自由的守護者,所謂例外原指被權力平衡、天主教等舊思想、舊勢力糾纏的歐洲列強,後來指世上所有剩下的國家。

人們不需要以為美國例外論一定與川普誇張的單邊主義綁在一起。美國的歷史經驗與地理特徵使其享有通例之外相當的空間,但對外戰略上卻至少有四種表現:一、以華盛頓—傑佛遜為代表的孤立主義;二、以威爾遜為代表的自由制度主義;三、以漢彌爾頓為代表、強調商業利益與強大國家的重商主義;四、以傑克遜為代表、反菁英且尚武的民粹主義。這四種戰略取向又分別代表不同的經濟型態和人群,例如孤立主義是莊園與小農自由民的遺產,自由制度主義受新英格蘭菁英擁護,「東岸共和黨人」(East Coast Republicans)青睞重商主義;民粹主義則源自堅持擁槍權利的大西部、阿帕拉契地區(Greater Appalachia)。這些歷史區位的影響或許今日已經模糊,但歷史遺產造成的心態仍在不同時期、不同環境下分別主導美國的大戰略方向。

中國例外論:中國中心的和平?

無論是璀璨還是腐朽,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總不乏中國屬性獨特的看法。雖然學術上類似美國例外論的「中國例外」想法早就存在於「中央王國」(Middle Kingdom)、「天下理論」、儒家和平(Confucian Peace)等議論,但被歸為「中國例外論」不僅是胡錦濤時期以後的事,而且其本意是反駁上述中國例外之說,主張其行為與偏好屬於「通例」,與歷史上所有列強一致。我們不太清楚的是,反對「中國例外」是否有助於美中和緩,也不能確定反對「中國例外」的論證,是否也應反對美國或任何國家的例外論。

不過中國也不僅有其獨特的歷史經驗與地理特徵,而且長期是東亞獨大的行為者。任何民族與人群建立政權並要有效維持區域秩序,確實不同程度繼承了「天子—天下」的親屬角色類比制度化的模式,執政與決策者在物質與地理空間條件下的攻、守,也必須受到限制。其中對外戰略的態度主要取決於「華夷」的兩項認知:華夷實力強弱如何,與華夷關係是否嚴防。由於「華/夷」屬性不固定、實力有興衰,交叉之下,表現成一、華強且嚴防的封閉式天下;二、華強且開放的複合式天下;三、夷強且封閉的分治式天下;四、夷強且開放的戰國式天下。封閉模式雖強大但偏好類似「海禁」的政策,認為外來影響有害,不遠征但對鄰近者會有嚴厲要求。複合模式對「外/西域/胡風」有好奇甚至融合模仿,更願擴張影響與鋪排儀式,充實正當性。分治模式的著名情況即「宋遼模式」;戰國模式則是秦失其鹿,勝者為華。中共建立政權後,「夷」或為美,或為蘇;「華」之屬性或強調民族,或強調社會主義;開放程度不同,則歷代領導集體各有主張。

傑克遜主義與中國爭天下?

結構性衝突大致上決定了美中新冷戰「難以合作」的大方向,但不直接決定和戰、有限合作或促發戰爭,還與兩強當時菁英與社會的視野和戰略偏好有關,這便是和戰的深水區。不少論者認為川普時代是傑克遜主義當道,有些著名學者甚至悲歎威爾遜主義已死,這些看法忽視了傑克遜民粹模式從來不會單獨持久存在,而會結盟支持其他三種戰略主張。也有許多評論認為無論中國崛起的程度與實力如何,習近平時代的大趨勢是邁向「封閉」,美國民粹與重商主義推動「脫鉤」,促使北京提倡「內循環」並強化黨的直接管治,都是視野與偏好影響的證明。

退一步說,如果中國大陸封閉自守是達成艾利森提倡的「宋遼模式」,對和平而言也無妨。若封閉而產生成功的「中國模式」,臺灣恐怕首當其衝。可預見的短中期,美國恢復更多威爾遜模式的作法,中國不放棄用更多開放迎取改革紅利,兩強在深水中摸著石頭,且鬥且走的情況,或許尚可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