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登及觀點】美中「寒戰」陰霾中的三道微光

圖片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 臉書


「寒戰」下美中的激烈競爭:烈度、廣度、深度

「寒戰」(Chilly War)一詞起源於蘇聯領袖布里茲涅夫形容美國科技優勢對莫斯科的壓迫。近期又有人形容克里米亞兼併,再度開啟了俄國與西方的「寒戰」。筆者認為「寒戰」比「冷戰」更適合形容當前的中美關係,有三個原因。

第一、對抗烈度。拜登總統指明要與中國「激烈競爭」,其實當今美中對抗的烈度更甚於美蘇,零和對抗的情況,遠比兩國外交官表面訴求「仍有合作空間」更加嚴重。就像西方名著《大國政治的悲劇》作者,芝大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言,美中比美蘇更接近「熱戰」(hot war),即爆發區域戰爭,甚至核戰。

第二、對抗廣度。雖然美中基礎實力逐漸接近,不過還不及當年蘇聯能和美國在武器上勢均力敵,但兩強激烈競爭不僅使全球所有區域紛紛捲入,還因為全球資訊化3.01.0是計算機化、2.0是網路化、3.0是社群媒體化),人類社會生活全領域都受美中對抗波及。

第三、對抗深度。美中寒戰一個更深層的文化與思想背景,就是西方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和制度價值被戰略化(strategized,指古典西方價值的哲學基礎在社群媒體時代被淘空)。川普時期國務院資深官員史金娜(Kiron Skinner)於2019年說,這次對抗是「西方文明第一次與非高加索文明的競爭」,美國應該採用冷戰之父肯楠(George Kennan)的圍堵,贏得「文明衝突」。所謂高加索(Caucasus)文明,其實是白人基督教文明的代名詞,用這個概念形容美中關係,等於是「肯楠—圍堵模式」與「杭廷頓—文明衝突模式」的結合。

人們熟知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預言「文明衝突」(clashing civilizations)將取代冷戰的「意識形態衝突」(資本主義對抗社會主義),而他認為「文明」的基礎即是「宗教」。如果美中對抗只是肯楠的「權力+意識形態」,烈度與深度不會超過美蘇冷戰。如果加上「宗教」就不可同日而語。更嚴重者,史金娜言論的背景是美國與西方社會內部因貧富差距、難民問題與疫苗懷疑論等因素,正經歷一個大分裂時期。 宗教保守主義正結合排外的民粹右派思潮,抗擊以「柯林頓—布萊爾—拜登」為系譜代表的「多元進步主義」。保守派對進步派的一大譴責,就是進步派過去「姑息」了中國。這不得不使進步派急於撇清,以保障選情;造成社會分裂的西方唯一的共識,就是「抗中」。

避險者多

美中寒戰的和平出路看起來很有限,學界名人包括現實主義派的米爾斯海默、自由主義派的奈伊(Joseph Nye)等,對未來都不太樂觀。奈伊還警告兩國可能陷入「夢遊症」(Sleepwalking Syndrome)而發生大戰。不過結構陰霾之下,仍可略見少數微光,緩和戰爭的可能性,或延後戰爭爆發。這可提供各方行為者一些時間,盡量維持和平。微光中最直觀的,是各國普遍存在的「避險」(hedging)設想和行為。

雖然美中對抗廣度很大,美國特別希望在與中國經濟規模拉近之際,拉攏川普「退群」疏離的盟友。拜登作法也很有成效,在「四方架構」(QUAD)之上,又新建立了「美英澳同盟」(AUKUS)。他又以近80歲的全球政壇老將身份,親臨羅馬G20與格拉斯哥COP26戰場,昭告天下「美國回來」「重建更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可擊敗中國「帶路」 (BRI,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不僅澳洲、日本、英國紛紛以實際行動多次參加西太軍演,社會氣氛右轉的歐洲也從波海小國與歐盟議會開始,實際投入「抗中反華」行動。

但從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與世衛等論壇的幾次表決來看,東協、非洲與南美並未向美歸隊。中國2021年疫苗捐贈將達20億劑,多數受惠者是這些國家,顯見微軟創辦人蓋茲(Bill Gates)倡議的全球疫苗與免疫聯盟(GAVI),在歐美陷入第三波疫情之際,成效仍未兌現。而原來是「印太戰略」(Indo-Pacific)中樞的「四方架構」,其實還是不夠嚴實。像是印度,還保留著上合組織、金磚集團、中印俄架構等渠道,一方面保持聯俄以維持中亞發言權,也迴避實際與中國對撞。

再如日本,雖然一直是中國「百年國恥」動員民族主義的泉源,但堅持美日同盟基礎之餘,政商各界仍保持對中的靈活性。比如岸田政府內閣中的某些安排,比如豐田氫燃料電池車(擁有單次充電航程1,300公里世界記錄)2,200輛支援北京冬奧獲得新華社高調報導,使本屆冬奧清潔能源車佔比達全球歷屆冬奧最高,中、日雙方留有餘地見微知著。可能也因為印、日實際接壤(鄰水)中國反而有所務實,美國才另組真正離岸(off-shore)的、有「高加索文明」保證的奧庫斯(AUKUS)同盟。但就算觸怒法國,改買美英核潛艇的澳洲,近來也頗多質疑莫理森(Scott Morrison)抗中的聲音。例如前總理基廷(Paul Keating)近日便高調受訪,認為中國追求與經濟增長相應的國防規模有其合理性,不能等於將侵略澳洲。美澳同盟在美國遭攻擊時理應攜手出擊,但若是美國主動與他國開戰,澳方應慎重。部分遭到坎培拉廢除澳中合作的地方政府,也在繞道尋求與中國改善關係,可見澳洲也非鐵板一塊。

氣候危機攪亂集團壁壘

美中寒戰陰霾中的另一道微光是當前全球治理危機的結構,並不契合大國政治的傳統斷層線。傳統大國政治的運作是緊貼地緣政治(Geopolitics)進行的,主權國家的鬥爭因此更容易呈現零和狀態。但全球化時代使眾多超國家議題浮現,且顯然無法僅依靠「國家政府」的競爭解決,90年代末興起的恐怖主義問題與氣候暖化危機,是最明顯的案例。很自然,主要大國仍企圖用炸彈、無人機、統一戰線等方略操縱超國家問題,無法控制就訴諸像是「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等論述,或組件「甲烷組合」等以卸責他國。但從歷次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會議的搏奕可知,這種傳統操作已面臨很大的限制,因為這類議題利害關係錯綜複雜,往往與傳統的意識形態、地緣政治的陣線不吻合。

氣候問題攪亂寒戰壁壘有三個明白的例子。第一是川普退出歐巴馬加入的巴黎協定,斷言氣候論述是假議題,使美國在西歐的國家形象一落千丈,到拜登使盡九牛二虎之力才稍有挽回。但民主黨政府是否能使大額清潔能源相關預算與政策在眾院過關,未必能全然樂觀。第二是印度在COP26中堅持不應突出「滅碳」(phase out)的立場,主張石化能源只能「遞減」(phase down)。這使美國原本打算瞄準的最大碳排國,也是少數缺席峰會的大國—中國躲過「氣候統一戰線」的轟擊。美方於是另循春天即開啟的「克里渠道」(John Kerry前國務卿作為氣候特使兩次訪華),在COP26最後一刻締結「聯合宣言」,勉強顯示拜登所稱的「該合作處合作」。

最後是最近法國總統馬克宏一改當選時「減核」的承諾,主張重啟核電,因為他以為核能「低碳能源」,又可保衛「能源主權」,避免像德國因反核要依賴俄國天然氣。法國立場在「綠能」與「潔能」之間造成新分野,還可能出擊第三世界國家搶市,證明「氣候統一戰線」恐無法服務「肯楠—杭廷頓模式」的寒戰。

中國模式與世界民主的不確定

美中寒戰陰霾中的另一道微光是西方自由國際秩序衰退之際,強權理念領域激烈競爭中的不確定性。一方面,西方集團近年已經從社會分化的危機中逐漸認識到「西方性缺位」(Westlessness,指西方古典價值被淘空)的問題,如果能揚棄「華盛頓共識」中不合時宜的部分,或許有助於修補進步派與保守派的對立,重建自信在「競爭性共存」中贏得與「中國模式」的競爭。

另一方面,北京固然在抗擊Covid-19中掙得了可觀的自信,但近日華北擴散中的疫情與大連用家戶貼封條等粗放辦法「鐵桶式」圍堵,從一個角度說明了「中國模式」的治理仍相當粗陋。 由於西方從人權、民主等價值領域批判中共的火力仍非常強,北京亟欲用更細緻的社科理論主張爭奪「話語權」。 「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新歷史決議裡推出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即是「中國特色民主」出擊西方的信號。此說指出20世紀西方民主化經驗最後將反專制的人民主權窄化為「選舉程序民主」,確實有淪為富裕階層主宰的嚴重弊端。但因此轉向以善治績效(Meritocracy)合法化單一政黨超脫階級、保持自主性的專政正當性,甚至證成「民主集中」保留了「協商」,革新了傳統王朝的「大一統」,未免只是論述自洽。

筆者認為,西方古典民主模式到了資訊化3.0的時代,已面臨西方性淘空的危機。「中國模式」也正面臨經濟基礎變革(共同富裕問題)與理論自洽的嚴峻考驗。如果兩方能意識到「轉移焦點」無法挽救治理與正當性危機,唯有靠「競爭性共存」爭取時間,「寒戰」還有機會不直接掉進熱戰中。